毛泽东主席与金寨籍将军的故事(上)

时间:2018-12-26 13:58:27来源:网络点击:

2018年12月26日,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安徽省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将军县,先后走出了12支主力队伍、59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和这些将军之间有过亲切交谈、亲密交往,发生过一些充满传奇色彩和感人至深的故事。为了表达我们对毛泽东主席和这些将军的敬仰和怀念之情,特从今天开始推出此文(分为上、中、下三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毛泽东主席两次打听洪学智的下落

金寨籍老将军洪学智是我党我军一位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长达近八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洪学智将军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经受了长期革命战争与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然而,他的人生道路也很曲折,他的一生经历了“四起三落”的麽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吉林省重工业厅的造反派开始“夺权”,从厅到下边企业单位的各级领导都“靠边站”了。洪学智很不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想不通又能怎样呢!尤其是受“彭案”牵连被降职到地方工作的他,更是“运动”的重点,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儿。因此,“文革”不久,洪学智就失去了工作的权利、没有了人身的自由。那些“小将”们对他说:你是彭德怀的黑干将,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造反派开会批斗他,让他揭发彭德怀的问题。洪学智说:“我跟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出生入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造反派骂他是“三反分子”。

洪学智看了一眼骂他的人,心中的怒火突然蹿上来,他大声说道:“我是三反分子,我一反封建压迫,二反帝国主义,三反国民党反动派。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造他们的反,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

“造反派”被激怒了,大骂他不老实,又臭又硬。

洪学智不仅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有时还被红卫兵拉到省里,作为批斗省里主要领导的陪斗。但洪学智的意志从未动摇,心中总想着,不管揪斗多么难以忍受,都必须挺住,总有一天会分出个是非曲直来。他暗下决心:你爱怎么斗就怎么斗,爱怎么批就怎么批,违心的话我不说,求饶的话我不讲,我就是要硬着头皮活下去,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天!有一次他被揪斗,看到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侮辱他的话,一气之下,他把牌子踢出老远,也算出了一口恶气。

群众性的揪斗告一段落后,“造反派”见从洪学智身上挖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又“态度不好”,就想把他下放到农场改造,不让他“白吃闲饭”。他们把这个决定报告给上边,不知为什么上边没有批,因此,他们只好把洪学智下放农场的事暂时放了下来。

后来,有人告诉洪学智:有一次,毛主席见到韩先楚,就问他:“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主席说:“见到洪学智转告他,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洪学智猜想,可能是毛主席的话让“造反派”的打算没有得逞。洪学智是党的八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在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之前,中央开全会他有时还能参加。有一次在北京开会,韩先楚把毛主席的话转告给他。洪学智当时挺激动的:毛主席没有忘记我,而且认为我只是个认识问题。所以他就说:“请你们转告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到了许多东西。”然而,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改变洪学智的命运。大约在1970年底,他还是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改造,安排在加工连,喂猪、喂鸡、磨豆腐、磨面粉等等,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得干。那时,他已接近60岁了,因为身体还好,个头又大,干活从不偷懒,一二百斤的粮食袋子扛在肩上就走。

在农场劳动,他虽然没有任何职务,但工资没有停发。他是行政六级(取消军衔时,别的上将都定的是国家行政五级,当时压了他一级),别说在农场,在吉林省也是最高的。那时候,由于搞“大锅饭”,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大河没水小河干,多数人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像他这样拿行政六级工资的,那确实算富裕的了。更何况,在农场劳动,又偏僻又闭塞,也没什么可买的。于是,不论谁有困难,他都乐意接济和帮助他们。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了。此后不久,听说毛主席又一次打听洪学智的下落,问周总理:“洪学智现在搞到哪里去了?”

周总理说:“在东北哪个地方。”

此后,周总理找沈阳军区的领导问洪学智的情况。当时他还在农场劳动改造。吉林省革委会的人听到这个情况,赶紧把他从农场调回到省里。在他要离开农场之前,省革命委员会派了几个人到农场,召集十几个人给他提意见,实际上就是发动人批判他。加工连的老孟说:“这个老头最好了,是大好人,我们没意见,要提意见我就退席。”加工连另一个人站起来,对着主持人说:“我们讲真话,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们对他没意见。”结果,“提意见”的会没开成,只得草草地收了兵。洪学智从农场回到省里,省里的厅统统改为局了。省委决定,让他到石油化工局当局长,说吉林的化学工业有优势,要搞石油、搞化工,抚余油田要大发展。洪学智说:“到哪里都行,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了。”

二、毛泽东称徐立清将军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1910年4月5日,徐立清出生在安徽金寨县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0年9月,为统一全军干部管理,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1954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当时,毛主席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将:“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 总干部部成立后,罗荣桓兼任部长。罗荣桓认为:“徐立清同志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做法”。“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因此,在副部长分工时,罗荣桓要徐立清主管任免、组织工作。

1951年起,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参加领导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以及关于干部任免、培训、选拔、评级、保健、转业、复员、离休、退休等工作指示、规定、办法和措施,使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勋奖制度和薪金制度得以在全军顺利地实施,从而较好地奠定了军队组织建设制度化的基础。

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徐立清主持这项工作。早在建国前,徐立清已担任大兵团政委,按规定应是正兵团级。当时,有关部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正兵团级”,他看到后将“正兵团级”改为“副兵团级”,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这是徐立清的“第一让”——“让级”。

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深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学习的榜样”。

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坚决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能否搞好这次评衔工作,事关军队的稳定和发展。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始终牢记毛主席提出的“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1000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他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统一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秘书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他还在伏案工作。

至于徐立清本人,按照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他“以权谋私”,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

名单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既有关切又有批评:“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

之后,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并列举了种种理由:一是可以减少原红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毛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

再后来,徐立清又多次写信、多次要求。一天,彭德怀副主席特地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谈了情况后,恳请彭德怀支持,彭德怀说:“立清,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后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

毛主席听后连连点头,接着说:“不简单呢,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经过反复思考,徐立清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很快,事情反映至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谈话中,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周总理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总理的工作。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在授衔仪式的前一天,周总理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之后,周恩来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徐立清主动要求低授军衔一事,很快在全军传为佳话,这是他的“第二让”——“让衔”。

后来,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一连用了两个好:“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1950年10月,徐立清刚到军委总部工作时,刚满40岁。但是,在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脏病复发,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花白了,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这一病就是五年。

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了,只能靠秘书给他读文件的要点。这时,徐立清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副部长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不能工作,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此后,在医院的病榻上,他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

不过,徐立清请求“让位”的事没有被批准。但是,这件事反映出他对党的事业、对部队建设的高度负责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这是徐立清的“第三让”——“让位”。

由于徐立清自己主动“让级”、“让衔”、“让位”,加上毛泽东的评价,所以军内外很多人都尊敬地称他是“三让两好将军”。

三、毛泽东称林维先将军是“游击专家”“民兵专家”

开国将军林维先,1912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在大别山保卫苏区和坚持游击战争中,更是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3月6日发起的郭家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林维先所在的军特务营和第七十四师担任主攻任务,歼敌两个团。1935年9月13日,林维先指挥第六连居高临下连续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在第六连连长率2个排突出重围后,自己和副连长邓少东率一个排来牵制敌人,战至弹尽刃卷,毅然率众跳下悬崖。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作为红二十八军指挥员之一,率部转战鄂豫皖边区,出生入死、8次负伤,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游击专家”。

1938年3月,他指挥部队在蒋家河口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歼敌10余人,缴获长短枪11支,揭开了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林维先率部在安庆、合肥、六安等公路两侧不断袭击日军运输部队,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多辆,为打开皖中抗战局面作出了贡献。

1938年,林维先和高敬亭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开会时,周恩来就向人介绍说:“这两位是大别山苏区赫赫有名的游击专家啊!”

1949年5月,林维先任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员。为保卫城市安全,先后破获潜伏市区的“长江纵队”“反共救国浙江独立旅”“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第二支队”“第一军区突击纵队独立大队”等数十股匪特组织,共捕获敌特、匪徒12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500余件。

新中国成立后,林维先同志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毛泽东到浙江省视察,听了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林维先的民兵工作汇报后,笑着说:“呵,你不但是游击专家,还是民兵专家呢!”

1985年7月28日,这位开国皖将在武汉病逝。聂荣臻元帅在其墓前悬了一块石匾,亲笔题写了“游击大师”四个大字。

作者(收集整理者):胡遵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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